三明清流：专班保障 助力重点项目“开门稳”

它让一项相对新颖的制度设计落地并发挥作用，既探索了制度的类型与特点，也能够为制度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方式提供依据。

《另》文作者以上关于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才有平等，不同类的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提法，可以说完全与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背道而驰。（四）法学的学术讨论，似应避免将法律标准、宪法标准文艺化。

在维护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方面，陈瑞华教授的一句话影响甚大，几乎成了一句名言：未经修改宪法，就改变政体，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改为‘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有违宪之嫌。第二，过去宪法学界一直未对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的权力做严格划分，并且将国家权力作为与公民权利对称的概念，割断了具体的人民即公民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严格地说在理论上是不准确的。笔者注意到，《另》文在《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号发表后，读者的一些跟帖非常及时而恰当地指出了作者的说法违反常识之处。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机构和公民分享国家权力，在这方面国家机构和公民之间构成零和关系，形成反映相应比例关系的国家权力结构GJQ/GZQ。（十一）讨论设立国家监察机关的立法，应避免宪法学基本概念混淆不清、运用失当。

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学者应该遵守的职业逻辑，其行为性质与刑庭法官老是同检察官立场和态度完全一致性质相同。可这缓和不了作者言论违反宪法学者职业逻辑的性质。在变法思维的影响下，宪法实施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高度概括、粗线条的宪法思维。

从法律文本来看，近代历史上较早规定宪法实施内容的法律文件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宪法观念发展的源流来看，社会主义新宪法秩序建构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法思维的双重影响，共同缔造了中国政治化的宪法实施概念。在上述观念影响下，中国主流政治观念中的宪法实施主要是通过宪法观念的改造，然后动员各种政治的力量落实宪法的规定，为此也特别重视一般人民大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23]参见门中敬：《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而变更国体，则革命之现象也。[50]逄先知：《新中国首部宪法诞生背后：毛泽东删国家元首条文》，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46期。

他认为，通过司法审查未充分实施的宪法规范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其他宪法机关应当充分遵守并实施。[57]相应的，主流的政治观念也开始重视宪法的法律性，强调宪法的法律属性。这样，解决问题就会比较及时，也比较好。[55]这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理念格外重视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根据列宁的观点，法律的实施需要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42]参见韩大元：《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由于任何公权力机构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因而合宪的公权力行为均可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

即由司法机关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超越了宪法所设定的条件和界限。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

[12] 1983年4月30日，彭真同胡绳、王汉斌等谈贯彻执行宪法问题时指出，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宪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

在主流的政治观念中，宪法并非基于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理念来实施，而是依赖于政治力量推动。3)其他社会组织也要积极保障宪法实施。根据斯大林的论断，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第54条同时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实行以前，本约法之力与宪法等。[41]但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被新中国宪法学进行了部分的继受、改造和发展。[65]有关条件程式的概念与理论，See Niklas Luhmann, Law as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6-203. [66]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宪法集中了人民的共同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23]毋庸讳言，清末民初这种以变法图强为目标的宪法实施概念与经典立宪主义限制国家权力的价值理念并不一致。

[38]杨纪编：《宪政要览》，原载《香港大公报》，1937年11月29日。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与司法权的行政化》，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特别是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积极充当了非主流角色，参与宪法问题的讨论，使得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逐渐被注入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75]虽然苏联国家法学说对于德国国家法学说批判色彩浓厚，但是其中基于对于代议民主的期待而发展出来的立法中心主义与德国近代国家法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性。

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1982年至今，在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以宪法实施为题的论文共有363篇。在成文宪法制定以后，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在逻辑上应该是以成文宪法为起点的实施，换言之，是一种成文宪法制定后的宪法实施。从宪法制度的相互影响历史看，苏联1936年宪法对中国主流宪法观念影响很大。[67]但是，这种观念并不反对司法机关对宪法问题陈述意见的权力。

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紧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讨论宪法，固以法律论为基本。

有时候法院会超出宪法条文的明显含义而实施宪法，有时候会因为制度功能分配不同，而对于宪法规范的实施没有达到宪法所要求的程度和标准。基于实验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宪政不过是幼稚园的政治，只不过是一种过程，能做一分是一分，不妨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

他认为现在各国关于实施宪法方面有两类：一是国家最高法院单独负责实施宪法，如果议会通过的法案或是国家行政元首的行政行为与宪法违背时，最高法院就可以宣告无效。可以说，宪法实施的概念是一个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概念，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基本范畴。

在近代中国，如何让一般社会大众接受民主法治观念是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司法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变法思维主导下的政治化实施，甚至带有宪法工具主义的思维倾向。[33]胡适：《再谈谈宪政》，载《独立评论》第二三六号，1937年5月30日。

[26]前引[25]，夏新华等书，第708页。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就是这种理论的一种具体演化。

[22]换言之，通过制定新的宪法来改变现有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以期实现某种更高的价值目标。而中国的宪法实施并非以司法为中心的实施，在主流的宪法实施理念中，没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区分，也缺乏三权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

对此，列宁曾指出：法官和军政负责人员都由人民选举，并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52]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这对概念是卢曼的区分，See Niklas Luhmann, Law as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6-203. [53]但不是完全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来实施，因为这些条款也可作为宪法判断的依据，通过法律方式实施。